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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支出是另一个较快的领域。如城乡社区支出规模为5086亿元，同比增速为10%；交通运输支出2592亿元，同比增速为28.4%。积极财政政策保障性效应突出，支出进一步加快。一季度，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支出规模约为7700亿元，增速约为15.6%，占比为15.1%。

近三年来，公司的营业部总数和开户人数出现增长，但总交易金额却出现了下降。截至2018 年末，公司已设立并开业的证券营业部共计53家，较上年末增加了7家，较2016年增加15家。公司沪深两市证券开户总数约59.75万户，较上年末增加了9634户。但沪深两市股票交易金额却由2017年的2270.86亿元下降至2018年的1580.46亿元，降幅达30.4%。与2016年的股票交易金额相比，降幅超过了45%。

在监管层面，肖翔表示，金融科技发展的第三个趋势是兼具适应性、有效性和创新性的监管框架不断完善。“当前，由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、金融发展水平、法律监管体系等方面的差异，不同国家对金融科技采取了不同的监管框架。”肖翔进一步介绍称，英国、新加坡、澳大利亚实施了“监管沙箱”，为金融科技创新提供“缩小版”的真实市场和“宽松版”的监管环境。美国坚持功能性监管和技术中性原则，把金融科技相关业务按功能纳入现有监管体系。

2009年至2015年，陈树隆作为相关股票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员，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买入上述股票，累计成交金额共计人民币1.21257411亿元，非法获利共计人民币1.3746627亿元；泄露内幕信息导致他人买入上述股票，累计成交金额共计人民币3205.8285万元，非法获利共计人民币3031.1731万元。

从支出结构来看，民生类的支出规模较大，增速较快。如教育支出规模为7474亿元，同比增速为8.1%；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规模为594亿元，同比增速为20.5%；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规模为9184亿元，同比增速为12.2%；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规模为4426亿元，同比增速为7.8%；农林水支出规模为3647亿元，同比增速为24.9%，其中农业支出、扶贫支出分别增长38.3%、58%。合计民生支出的规模为25325亿元，增速为12.0%，占支出的比重为49.7%。

以日本为例，2001年3月，日本央行开启量化宽松（QE），后曾在2006-2008年短暂退出，但2009年初再度回归，且在2013年进一步加码为质化量化宽松（QQE）。日本央行的每一次债务货币化，都带来了日本10年国债利率的快速下行。类似的，美国分别于2008年11月、2010年11月和2012年9月开启3轮量化宽松，美国国债收益率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也连续下台阶。